数日之间,佛山镇上的商户匠人都接了大大小小额外的生意。
瓷行里的粗瓷杯盘,成筐地卖了出去;南货行、水果行、茶庄、酒坊、一应吃食铺子,都领了单,认了捐;香烛铺、纸扎店里,从店主到伙计,一个个彻夜不眠,只是拼命赶造迎神的甲马、供神的彩灯;就连铁作行的匠户们也不闲着,这些膀阔腰圆、成日把辫子扎在额头上的汉子,向来是神轿出行时候的主力军,除了铁作行供奉的妈祖娘娘,余下各处神轿,也都以请几个铁作行的朋友扛轿为荣,酒饭之外,还有好几吊赏钱奉送。
整个佛山镇上,人人说起来无非就是四个字:“开山大典!”
不但佛山人如此,就连广州城里也有不少浮浪子弟、花鸨流莺、外埠行商、好善信士等等人物,一起向着佛山镇涌来。
这样的情形,放在别处,尤其是山东、直隶等地,地方官就要直接以聚众生事的名义,驱散了事。然而有清一朝,官员的执行力一向就是个悲剧,在康熙、雍正两朝,勉强靠着最高统治者不眠不休地处理政务,才算是将地方盯得紧紧的。
然而乾隆一朝,不管怎样说,爱新觉罗弘历多少还是在继位之初捏着鼻子装了好些年的宽仁酋长,像雍正那样成天与官僚集团斗智斗勇的事终究少了许多。这种“宽仁”,便促成了一样封建时代无可避免的绝症,直至清末也未见起色――财富兼并。
乾隆一朝,民间的财富更为迅速地向着官员、士绅、大商人这三个阶层中淤积,而不论是官员、士绅还是大商人,他们对财富的利用效率永远是极为低下的。算来算去,也不过是兼并土地、囤积金玉珍玩,或者如扬州盐商那样将心思花费在吃喝与修园子上面,等而下之的,则是捧戏子、玩女校书之类。
所谓“煌煌大清”,gdp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结果无非是财富淤积在仅仅占据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手中,而整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要面对无时不刻的天灾与**。于是先是云贵、台湾等落后地区乱象起伏,而后白莲教起事席卷川陕,到了嘉庆继位后,就连下层满人都不得不仰赖天理教主持的民间互助行动维生,最后演出了天理教攻打紫禁城之变,让嘉庆哀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了。
不过事情总要从两面去看,便如广州、淮扬地方,财富的淤积固然造就了大批豪富的官员士绅和巨商大贾,但是伴随着这些豪富阶层的日常花用,也随之诞生了为他们服务的市民阶层。正如宋时将天下财富聚集于都城,于是在汴梁就诞生了“笼袖骄民”,同样在清代,广州独占出口贸易之利润,淮扬把持盐业漕运之重利,也随之催生了这两地的城市文化,隐隐于满清十三省之中,显得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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