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给《包青天》庆功的酒会,邱德艮请来了不少文化娱乐圈子的人,杜奇和王组贤一进入酒会,顿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大多数人是被王组贤一袭清新典雅的鱼尾裙礼服所吸引,不过真正上得台面的那些人,目光却都落在了杜奇身上。
以杜奇现在的地位,想要和他拉上关系的人极多,不过在看到了第一个上前的人之后,其他人都停下来了脚步。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有过关系,所以金镛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盟主”之地位。
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林山木曾在《明报》资料室做过资料员,经金镛赏识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自立门户建立《信报》;以散文广受欢迎的作家张君默在《明报》做过记者小说家江之南曾经是《明报》的编辑,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
而《明报》的专栏版在香港文化界更是极具江湖地位。即便是报低酬,仍然趋之者众。在《明报》开专栏已经成为香港文化人身份一种象征。
看到来人,杜奇当即笑道:“许久未见,查先生精神越加见好了!”
金镛摆摆手说:“你这也不用客气,反倒是显得生分了,我听说你之前刚刚去了华夏,不知道有什么看法?”
杜奇想了想,却道:“具体的我没法说的太多,不过却听说过一个笑话,有一次联合国召开会议,华夏、美国和苏联的元首都坐车去会场,三辆车行驶到一个丁字路口,美国人朝左转,苏联人朝右转,司机请示后面的首长走哪条路,首长告诉他,打右灯,朝左转!”
金镛听完之后也忍不住面带微笑,心里细细琢磨,心中却十分严肃。
《明报》在60年代曾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华夏的消息,满足香港人对华夏一无所知的需求,从此《明报》便以“言论独..立”的形象成为报道华夏消息的权威。
尽管《明报》与金镛在有关华夏问题上的立场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进入八十年代《明报》已经发展成为一份拥有读力报格的知识分子报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明报》的社论一直对香港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金镛一直在关注华夏的改革开放,和很多香港人一样,金镛对这项政策能否长久执行心存疑虑,却没有想到,杜奇作为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比他还要足。
这种事情除了等待时间检验,谁都不敢妄下结论,金镛原本只是想要试探杜奇对华夏的观感,没想却听到了一个有趣的回答。
这边和金镛交流着,杜奇却想到了上一世的情况,香港回归十余年,港人依旧对华夏有诸多排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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