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委员会拯救了人民委员会。
吴川不会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居功自傲,但也不会去纠正广大俄国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更何况,向俄国人示好的并不仅仅只有革命委员会,胡佛所领导的美国救济委员会在向比利时和法国民众进行救济的同时,也正为俄国儿童发起救济,这使得俄国人对于美国产生了普遍的好感。
只是战时共产主义虽然能够让苏维埃俄国在内外敌人的围攻下活下来,但这一制度并不适合于经济恢复,因为它的运转太过低效了。因为要确保每一份物资都发放给组织所需要的人员手中,以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完成组织所交给的任务,因此哪怕是对一家小小的童装工厂的工人发放奖励,都需要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核对某个部门应当获得几份口粮,口粮的标准是什么等琐碎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发展生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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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吴川也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早日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化。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苏维埃俄国根本不能同革命委员会和德国进行经济对接,这就使得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难以从纸上变为现实。
吴川和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宁同志进行沟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就变成了中德双方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共同劝说,终于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政策,这也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后退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也就是新经济政策。
但是俄共布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仅仅一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理解,就连党内的高层领导也同样不理解,特别是听说推动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是中国同志后,更是激发一部分俄共布党员的不满,认为中国党正试图插手俄国党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虽然他们批评的用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同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对立的,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
面对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声音,一度让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踌躇不前,打算居中观望先。列宁不得不出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代表们解释为什么苏维埃要退后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外列宁分别把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叫去进行了单独谈话,使得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列宁要求吴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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