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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距长葛不过二十多公里的路程,骑快马半日即可来回。而郑忽率领着百余人的队伍,携带着细软财物,不但拖慢了速度而且还要谨防盗贼的侵袭。
不要以为这个时期民风淳朴,即便有盗贼也不敢劫掠一国公子。与之相反,此时的亡命之徒极多,这些人或为名或为利,行事全不顾后果,只要开的价码合适,别说是一国公子,就是面对一国国君时他们也敢于亮剑。
像后来的晋幽公、楚声王皆是被盗贼所杀。
而且来说,此时的盗贼以规模大、破坏性强著称,比如后来的鲁国大盗展跖振臂一呼,就能拉起将近上万人的队伍,横行于齐鲁之间,无人能制,惹得各国国君都对此头疼不已。
就连荀子都感叹道:“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后世太史公更讽刺说:“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所以,李悝在魏国变法修订《法经》时便开宗明义的讲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由此可见,此时绝不是后世想象中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
反而有着极高的犯罪率。加之私斗成风,很多人在家乡犯了事,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查,便开始了亡命天涯落草为寇的生活。
当然也有些人确实是生计所迫,毕竟在这个还未开启编户齐民的时代,人口流动自由,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又进一步加剧犯罪事件的发生,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首先就是编户齐民,制定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然后辅之以什伍连坐制,使得秦国犯罪率大为下降,人人是守法耕战的良民。
而反观山东六国,游侠任气成风,一言不合便持剑杀人,民皆无耕种之心,自然国力日削。
韩非子将“侠以武犯禁”提升到政治层面绝不是危言耸听,它是有着深厚阶级基础的。
故而,郑忽一路上也在思考自己食邑的治理方针,毕竟如果不能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他的赚钱计划就是镜中花、水中月。
左右斟酌权衡之后,郑忽最终还是决定照搬秦国的制度,虽说秦制失之严苛僵硬,但是它却为秦国夯实了统一天下的基础,即便是后来的汉朝也继承了秦国的制度。
可以说,在此时秦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被两个朝代证明了的正确道路,郑忽自然不会傻到将之抛弃。
走走停停,郑忽一行谨慎的提防着盗贼侵扰,也得亏新郑到长葛一路之上皆是平原,没有大股盗贼啸聚生存的土壤,即使有小股的盗贼,见郑忽皆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也收起觊觎的心思。所以郑忽这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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